艾玛，作家，现居青岛。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小说集《白耳夜鹭》《白日梦》《浮生记》《路过是何人》，长篇小说《四季录》。多次进入收获文学排行榜等重要年度排行榜，曾获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奖、山东省第二届、第五届泰山文艺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上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

 

 

　　2023-2《收获》

 

　　长篇小说《观相山》（艾玛）简介：

 

　　邵瑾是某社科杂志编辑，丈夫范松波是高中数学老师，他们生活在海滨城市岛城，范松波的老父亲为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独自在乡下租房过活，不想，他们貌似平静的生活，却被接踵而至的麻烦打破……朋友、邻居像是一面面镜子，折射出他们内心中那些不易为人察觉的角落，那些充满爱与伤痛的往事其实从未退去……

 

　　《收获》书评

 

　　五蕴皆苦与精神暗伤书写

 

　　——关于艾玛长篇小说《观相山》

 

　　王春林

 

　　一方面，由于运用电脑所导致的写作便利，另一方面，也由于以字数多少计酬的稿酬方式的普遍实行，当然，肯定还与文学界一种作品的体量越大作品便越显得厚重的流行观念影响有关，当下时代中国文坛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所谓注水现象的日益普遍。

 

　　那些因为不注水而严格控制文本篇幅，以尽可能小的字数体量承载表现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容量与思想内涵的长篇小说写作者，绝对应该赢得我们充分的尊重。在我看来，本文所主要讨论的作家艾玛的长篇小说《观相山》（载《收获》杂志2023年第2期），就是这样一部不仅与注水无关，而且带有突出高度浓缩性质的优秀作品。

 

　　从题材的角度来说，《观相山》是一部密切关注思考当下时代现实生活的，与时代现实带有突出短兵相接性质的长篇小说。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2021年，很多地方留下相应的疫情时代的痕迹。虽然艾玛书写时内敛与节制，但阅读时依然能够产生难以自抑的强烈痛感。比如，小说开始不久的一句：“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看到过成群结队的游客了。”观相山位于青岛，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这看似特别简单的一句，却能在第一时间便勾起我们那刚刚逝去不久的真切生命痛楚。当然，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邵瑾感冒发烧后的相关情况描写。

 

　　那一天半夜时分，邵瑾突然发起烧来。丈夫范松波一时间很是有点紧张：“过了一会儿，又狠心叫醒邵瑾，问今天有没有接触什么别的人，在养老院有没有戴口罩。”因为身处非常时期，所以，邵瑾在服用了感冒冲剂之后，专门叮嘱范松波：“要是明天一早，我还不退烧，你去报告社区好了。”尽管她如此一种建议丈夫去主动“告密”的说法遭到了范松波的严词拒绝，但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当时这种带有某种大义灭亲性质的“举报”或“告密”行径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等到第二天早上范松波再次郑重强调她看上去的确是罹患了感冒而已的时候：“她心里掠过一个念头，还好那病毒杀伤力不大，‘倘若……’不过一转眼，她就赶紧抛开了这个想法，觉得这种猜想对松波不公平，一个教师以学生为重，她也是赞许的。再说，极端恐惧的情况下，人人都无法预料，谁都不是圣人，自己也说不好会怎样呢。”是啊，最扎心的其实是最后一句话。在一种极端恐惧的情况下，任是谁恐怕都无法保证自己不做出一些甚至连自己都无法容忍的不堪行为。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某一个体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性问题。当艾玛在《观相山》中把书写上升到普遍人性层面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一种批判性意义和价值的具备当然毋庸置疑。

 

　　艾玛的长篇《观相山》中更重要的，是作家关于普通民众艰难日常生存境况的真切书写。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范松波和邵瑾这一对夫妻身上。

 

　　范松波是一所中学里教学水平很高的数学老师，邵瑾虽然是社科院主办的杂志《半岛社科论坛》的副主编，但因为主编由社科院院长挂名，所以她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这家杂志的掌门人。照理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应该不再艰难，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范松波还有十年才能退休，邵瑾至少还有十二三年，她还没想过退休后要做什么，无暇去想。”不是不愿意去想，而是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展开相关的未来遐想。虽然邵瑾一直期盼着能够有一天哪怕是开着家里这辆老旧的轿车携同范松波一起去天南海北地自驾游，但她却又特别明白，由于日常生活中经济负担过重的缘故，所有的这些其实是难以实现的人生梦想。

 

　　经济状况的窘迫之外，关于当下时代现实社会思想与精神领域的情况，艾玛也更多地借助于暗示性手法的运用而有所关注与表现。这一方面，有不少细节特别耐人寻味。比如邵瑾在编刊过程中的一次特别遭遇：“那年他（滨海大学一个年轻的讲师）写了篇关于波普尔、加缪和奥威尔的文章，四处投稿不中，退而求其次，投到她这儿。二战结束那年，有人想撮合波普尔、加缪和奥威尔合写一本书，未成。那篇文章就是关于这本没写出来的书的，邵瑾读完非常喜欢。那时她还只是一名小编辑，就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主编一路争取过去，后来这篇文章发在了他们杂志的‘外国哲学家’栏目里。这件事放在如今也是不可能的了。”身为思想家的波普尔，以对绝对真理也即决定论的颠覆而着称于世。既是作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加缪，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荒诞处境。奥威尔，以具有突出反乌托邦色彩的《一九八四》而精准预言表达了极权主义状况下人类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以他们三位为探讨对象的文章之所以“放在如今”不再可能，应该与他们三位的基本思想底色有关……

 

　　尽管说以上的生存境况描写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但相比较而言，《观相山》中更令人惊艳的，其实是掩映于生存苦境之下的精神暗伤书写。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邵瑾与范松波、范松涛那带有突出阴差阳错色彩的情感与婚姻遭际上。邵瑾，原本是范松涛情投意合的女友，与松涛因小观而发生严重误解，进而产生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分手。后来范松涛在遥远的青海祁连县自杀弃世，如此一个事件的突发，遂使得邵瑾一下子坠入到了某种自责的精神深渊中而难以自拔。在通过程凌云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后，邵瑾才最终确认，范松涛之所以会自杀弃世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他“很厌恶他自己”。但这就是邵瑾所苦苦求索的终极答案吗？情况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实际的情形或许正如邵瑾在面对多年未见的小观时所突然感悟的那样，生活在很多时候其实并没有逻辑，生活里的很多事情也并不都能够在理性的层面上获得圆满的答案。又或者，所谓的答案，可能也正潜藏在问题的求索过程之中。

 

　　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整部《观相山》可以说由相互交叉的三条结构线索编织而成。如果说邵瑾与范松波和范松涛他们堂兄弟俩的情感纠葛以及相关的家庭故事是结构主线，那么，小观和小观娘，程凌云、飞飞与文老师的故事就可以被看作是两条次要的结构线索。先来看小观和小观娘这条线索。首先，是关于小观娘的一个外貌描写：“小观娘那年不到五十，身上有淡淡的茉莉花香气，长着一双好看的丹凤眼，薄妆浅黛，风韵犹存。”大约正因为小观娘留给了邵瑾以风韵犹存的印象，所以，等到范松涛执意要搬到小观家去和小观娘一起照顾小观的时候，邵瑾才会生出一种事关男女关系的无端猜测。但其实，小说中这位刚出场时风韵犹存的小观娘，乃是三重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具体来说，她的第一重被损害，来自于罹患精神病的小儿子小观；第二重被损害，来自于大儿子大观醉酒后的不幸因车祸而丧生；第三重被损害，则很可能与小观的舅舅紧密相关。因为小说中的相关描写特别隐晦，所以我们也只能给出一种猜测性的分析。相关细节有三。其一，小观和小观娘一起居住在一栋部队的家属楼里。其二，虽然说他们能居住在部队的家属楼里，明显与小观的那位军人舅舅有关，但小观娘和舅舅之间却又似乎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其三，当邵瑾假装指责松涛是个坏蛋的时候，小观娘不仅曾经强调：“松涛才不是坏蛋，你们都不是，你们都是好孩子，我才是……”而且还进一步指着小观骂道：“你能有今日，靠了谁呢？酒都不给我喝一口，往后啊，王政委来也好，刘团长来也好……哼！往后啊，可别指望我喝了……”虽然这个时候的小观娘已经略有糊涂，但只要把她的这些话语连缀在一起，我们就不难断定其中某种性侵害问题的存在。然后是程凌云、飞飞和文老师的故事。程凌云原本是文老师儿子飞飞的女朋友，没想到的是，有一年夏天飞飞中途下了火车后，却再也没有回来，就此而彻底失踪。由以上分析可见，无论是主要线索中的范松涛、邵瑾、范松波，甚至那个看上去让人厌恶的老曹，还是次要线索中的小观、小观娘、大观、文老师、飞飞他们几位，都因其生存状况的难称乐观而可以被看作是五蕴皆苦。而五蕴皆苦，自然也就与小说中那位曾经一度出家的佛教徒妙一发生了关联。当邵瑾询问妙一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杀生这一现象的时候，妙一给出的回答是：“众生皆苦，止杀心自祥。”然后，“邵瑾不再说什么，她只觉得难过。”“她把目光挪开，一时更加难过起来。她不知为何难过，但这难过是属于她自己的，这点她是清楚的。”邵瑾不知道自己“为何难过”，但身为读者的我们却知道，正如同她曾经的那一次无端嚎哭一样，邵瑾在这里其实是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的五蕴皆苦而悲悯难过。由此而进一步生发开去，作家艾玛之所以把自己的这部作品命名为“观相山”，恐怕也与佛教中的五蕴皆苦有关。查阅百度百科，青岛的确有一座被写为观象的山。将现实生活中的“观象山”改为“观相山”，看似一字之差，却使得小说具有了某种佛教意义上实相或者虚相层面上“相”的意味。既然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都处于遍布精神暗伤的五蕴皆苦状态之中，那作家艾玛也就只能依靠她这部高度浓缩的长篇小说而“观相”了。

 

　　2023年4月26日晚22时40分许

 

　　完稿于汾西寓所

 

　　本文作者：

 

 

　　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洛学院客座教授。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百余万字。出版有个人专着及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多声部的文学交响》《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贾平凹<古炉>论》《乡村书写与区域文学经验》《不知天集》《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5一2016）》《文化人格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王蒙论》《文学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7一2018）》《贾平凹长篇小说论》《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经验研究》《抉择的高度－－张平小说研究》《王春林2019年长篇小说论稿》《王春林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9－2020）》《战争与和平的人类之梦》《长篇小说的高度》《非虚构文学：真相与反思》等。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15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当代作家评论》《黄河》年度评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