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老艺术家访谈录|六十年如一日:他一生志在“编人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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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逼上梁山”到爱上曲艺创作
    刘金堂1951年在人民银行工作,做外勤工作,宣讲储蓄的好处,1952年他与胶东大鼓演员梁前光去办事处专为二人召开的千人群众大会,刘金堂宣传储蓄,梁前光宣传“普选”。
    “我用口头讲,他用文艺形式宣传。因为鼓子放在会场中间,我讲了40分钟,群众一句也不听,梁前光用大鼓宣传,句句送到群众耳朵里,并且笑声掌声不断,我打了败仗,刺激的我一夜未眠。让我认识到群众是这样喜欢曲艺,我要做好宣传,必须学好曲艺。”第二天,他就跟人学山东快书,一年后写出山东快书《田大娘开会》。演出后,十分受欢迎。“那时青岛没有专业剧团,银行有个半专业的剧团,承担市里的拥军及重大活动的演出任务,有京剧、评剧、话剧、吕剧,演出任务很多,行长安排,不论那个剧种演出,前面都要加上刘金堂演的《田大娘》开会。并给我时间让我创作曲艺节目。”
    受到重视的刘金堂从此爱上了曲艺创作。
    1954年开始发表曲艺作品,1958年被借到文化局搞创作,1960年正式调入专业青岛歌舞团曲艺队干编剧兼导演,1993年退休,任职33年,刘金堂写出了曲艺、小品、歌词、公益广告等文艺作品上千篇,在报刊杂志发表出版了150多篇,还有百余篇作品获奖。
    50年代的快书《打走狗》、唱词《老邻居》、60年代的快书《让座》、河南坠子《接姥姥》、70年代的山东琴书《云中燕》、相声《糊塗妈》、80年代的琴书《锔瓷盆》、相声《楼道曲》(合作)、90年代的山东琴书《花衣裳》、小品《应当计较》、00年代《同学会》、快板书《憨哥》,以及近期的快书《马克志》(合作)、河南坠子《幸福的笑声》等作品都在全国影响很大。
    山东快书演员高景佐和他的学生郭秋林,演过刘金堂写的29篇作品;山东琴书演员朱丽华师徒两代人唱了他的30篇作品,胶东大鼓演员梁前光、梁金华唱了他十几篇作品。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相声名家姜昆、唐杰忠,山东快书名家赵连甲、李洪基、刘洪宾,曲艺演唱专家刘慧琴,河南坠子名家郭文秋、刘宗琴、宋爱华,南路琴书代表人物李若亮、李湘云,相声名家唐爱国、齐玉强、,顔顺开,李丁等名家都表演过他的作品。

    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
    1960年全国首届职工文艺会演,山东代表团演出了他的山东快书《打走狗》,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一眼就看好了这个节目,他亲自排练了这个节目,在专家示范演出时演出了《打走狗》。“这件事在全国曲艺界影响很大。我沾了高元钧老师的光,跟着大师出了名。”
    1975年全国曲艺调演,侯宝林参加演出,他看了刘金堂写的《云中燕》说:“这个节目皮薄、包袱多、唱词美,‘唱活’写得这么好的不多”。
    2010年,山东琴书《同学会》北京演出,已故老艺术家闫肃看了演出,在专家评论会上说:“全国29个省市调来的30个节目中,青岛的《同学会》是最好的一个。故事编的好,词写的好,演员唱的好,是一个难得的精品节目。”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刘金堂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纸上对他的作品常有评论,如《他的作品让人看不够》《在笑声中追求艺术的真谛》《为民添乐》《根植于生活的沃土》等,他说:“我喜欢这些评论,真诚,实在。”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观看了刘金堂作品演唱会。剧场内却自始至终不断响起阵阵笑声和掌声,观众之欣喜,气氛之热烈,实为笔者所仅见。及至走出剧场,观众还三三两两在议论:“叫它笑得肚子疼”。
 
    所有艺术都是比文化
    刘金堂的作品以故事编得巧见长,有故事、有玄念、有迭宕、有人物、有包袱,唱词、语言写的流畅,又雅又通俗,活泼,俏皮,生动。经常有人问起他受过什么训练。刘金堂说,自己真没受过专业训练,“小时候,父亲是个粮商,有个朗读闲书的爱好,四大名著、杨家将、呼家将、岳飞传、济公传、二度梅、七奇案……天天读,像说鼓书一样,一会儿唱,一会说,一听十几年,这些古典文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白话唱词,在我脑子里烂熟;第二件事是日本侵华时,我父亲带着全家回老家避难、老家没有洋学校、让我读了三年私塾,百家姓、三字经、四言杂字、日用杂字、千字文、论语、唐诗宋词出诗对对,天天学韵文;第三件事是我在人民银行干了八年外勤,工厂、企业、商店、学校,我都去过、接触面广、见的人多,听的事多。”文化底子加生活底子为刘金堂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刘金堂总结说,自己创作有“四个热爱”和“三个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新时代,热爱曲艺事业。具有精品意识,具有熟练的曲艺创作技巧,具有深厚的生活积累。”
    作品《花衣裳》通过一件花衣裳写了一个女孩从小到老60年的经历,达到雅俗共赏,大学教授说:好,概括的好既新,又深,写的精彩”。老大娘说:“就是写的俺,太真实、太好听了”。他说:“一个作家就是要替人民说话。改革开放好,花衣裳就是有力的见证。”
 
    善出点子发展曲艺事业
    作为编导,刘金堂还编导了《不怕鬼的故事》《笑的晚会》《新风曲荟》《二旦子改行》等二十台专题曲艺节目,他笑称自己“点子很多,胆子很大”。
    1960年青岛歌舞团曲艺队成立,1961年队长高景佐看中了中山路工商联小礼堂、能坐三百人,中山路繁华有观众,多次去工商联联系租用小礼堂演《曲艺相声》,人家不同意。“我看到当时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出版后,各大报纸异常重视宣传,我就从《不怕鬼的故事》中选了四段改编成曲艺作品,加上原有这类曲艺作品,排演了一台《不怕鬼的故事》曲艺专场节目。”让队长高景佐再去工商联联系,他们一听演《不怕鬼的故事》,很痛快地答应了,并无偿把礼堂曲艺队用。节目上座好,影响大,当时的市长李慕及何其芳都亲自去看过演出。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文化部门精简,曲艺队从国营歌舞团下放到民营曲艺团成立了曲艺二队,自负盈亏。局里安排曲艺二队去永安大剧院演出《曲艺相声》青岛日报登了三天广告,只卖出去两张票,看队长高景佐愁得吃不下饭,刘金堂说把《曲艺相声》的名字改为《笑的晚会》,“演曲艺相声咱没有侯宝林、马季、马增芬、小彩舞、常宝廷、苏文茂,所以卖不出票。《笑的晚会》不靠名演员,靠的是主题好玩、好笑。”广告一改,三天的票两个小时,被一抢而光。演出时观众从头笑到尾,到那里场场满堂。《笑的晚会》一炮打响,一个点子救活了曲艺二队。
    1982年,刘金堂听中央广播电台,发现没新节目,他和团里建议,与中央广播电台联系录两台青岛的节目放放,领导觉得有点异想天开。刘金堂自己用一个大信封装了十八篇作品,寄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天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专车,停在了歌舞团的大门口,中央台的导演田维贤说:“金堂同志寄的稿子领导看了说非常好,是及时雨,非常重视,让我立刻组织人来青岛录音,连电话都没顾上给您打,十八篇作品全部录用”。最后录走了20个节目,中央电台一连播了两年,天天都能听到青曲的节目。
    他这样高点子的故事很多。人们给他总结了四个大,大气、大度、大识、大胆。
    “活到老,学到老,八十三上还学巧,我87岁啦,身体很好,还坚持天天学习,临帖、写字,还在创作,还能做些公益事业……”刘金堂透露,自己正着手写一部曲艺创作的理论书,希望给后人留点东西,对青年曲艺作者有帮助,“小车不倒尽着推,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这样才真愉快,才真幸福。”
 
来源:文化青岛公众号